王亚是一名作家、教育工作者。最近,江苏苏州高二语文统考阅读理解摘录了其在2016年出版的散文集《声色记——最美汉字的情意与温度》中的一篇文章。有意思的是,这位文章原作者参与答题后,在20分里只拿到了6分。消息一出,立刻引来不少网友热议。

　　其实,这样尴尬的情景早已屡见不鲜。福建2009年语文高考阅读题以新华社记者周劼人当年在《中国青年报》实习时写的《寂静钱钟书》为文本,出题3道计15分。周劼人试做后一对标准答案,只得了其中选择题的1分,气愤之余写了博文《我的文章成了高考题,而我却不会做》:“出题老师比我更好地理解了我写的文章的意思,把我写作时根本没有想到的内涵都表达出来了,将我的文章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好’了,我的文章在出题老师这种高超的二次加工艺术中,就变成能‘代表先进文化’了,很好很强大。”

　　作家周国平的作品《白兔和月亮》《落难的王子》曾选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连他也苦恼地说:“我的文章常被用作这样的范文,让学生们受够了折磨。有一回,一个中学生拿了这样一份卷子来考我,是我写的《面对苦难》。对于所列的许多测试题,我真不知该如何解答,只好蒙,她对照标准答案批改,结果几乎不及格。由此可见,这种有所谓标准答案的测试方式是多么荒谬。”

　　近年来,各地的中高考阅读试题越来越趋向精细化。这种精细化试题源于舶来品——标准化考试。这种考法比较适合表音文字,但未必适合中文这样的表意文字。因为表意文字的语境意义和言外之意十分丰富,不大适宜机械的填鸭式题目。那死板的“标准答案”很难涵盖多种多样符合题意的个性化理解。

　　遗憾的是,那种精细化试题不但形成了规模,而且渐成了气候,左右了中高考阅读题及其答案的模式。更有甚者,各地一些年轻的教研员及大学的中青年教师,当年也是通过那样的精细化考试升入高中,完成大学学业的,很多人现在成为精细化考试的专家。笔者与一位志同道合的老师,为帮助莘莘学子渡过阅读考试苦海,通过苦思冥想发现,这些专家居然发明了22种题型,不同的题型有不同的模式化答法,一旦答题思路与题型的命题思路不相符,阅读能力越强,得分越低。这就是眼下中高考语文阅读得分总是那些不读课外书而专啃语文书且上课笔记几乎一字不漏的中等生得高分的谜底。

　　语文阅读题,尤其以客观题形式出现的阅读练习,由于部分命题者对文本的解读违背了语文规律,结果造成答案缺乏科学性。这类阅读题做多了,不仅不会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还会让学生已有的阅读评判力发生畸变。上等生即便蒙对得了高分,一段时间不做这类题目也会忘记答法而“名落孙山”,比如那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周劼人。

　　语文阅读试题答案的标准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思维的模式化。《教育文汇》曾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考试经济使阅读变成了人生的苦役,天马行空的阅读变成了标准答案下的镣铐,自由自在的探索与质疑,变成了戴着枷锁的舞蹈；心灵的愉悦、自由、快乐和满足,超功利的旷达和享受,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被灌输之下的劳役。”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而此正是眼下语文阅读教学的真实“写照”。

　　教育的“本真”在于使受教育者“生”出自由与思想的“翅膀”。没有自由之阅读,就没有科学之教育,就会导致学生“亲模拟远创新”。由此,这样的“景象”就在所难免:“孩子们手中放不下来的书籍,多半是课本,是习题集、作文选,或是被视为减压玩具的动漫书、校园故事、恐怖小说”,“长大成人以后,终于有可能摆脱功利阅读的他们,要么干脆远离书籍,要么青睐快餐读物”。

　　自由阅读是一种权利。剥夺了学生“自由阅读的权利”的语文阅读教学,堪称一种“犯罪”,小而言之误人,大而言之害国。

　　(作者为中学高级教师)